历史上全国不少城市外廓都曾有过“东湖”与“西湖”的湖泊，顾名思义，这往往是以城市（城池）的地理位置为参照物，以湖泊所在的方位而命名的。如阜阳的“东湖”，即是位于老城（南城）东南角的一处人工湖泊，习称“慧湖”；阜阳的“西湖”，即是位于老城（北城）西北角的一处古老湖泊。这两处湖泊，曾有过它的兴盛繁荣时期，积淀着深厚的文化底蕴，皆为驰名遐迩的“风水宝地”和重要的历史文化地标。

　　　　　　　　　　　　　　　　　　二、西湖之盛

　　颍州西湖，位于阜阳老城北城西北隅2.5公里处的新泉河两岸。因阜阳在北魏以后称颍州而名“颍州西湖”。又因阜阳在秦汉时为汝阴，亦称“汝阴西湖”。为唐宋元明清各个朝代的风景名胜区。

　　在古代颍州水利史上，西湖水域存在较早，曾是一个长满芦苇荻草等水生植物和先民进行渔猎活动的陂塘野湖。湖区除了“故老相传，昔胡女嫁鲁昭侯为夫人，筑台以宾之”的“女郎台”，少有其它人文景观建筑。西湖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处于默默无闻的地位。颍州西湖的开发建设肇始于先秦，初兴于唐，鼎盛于宋，重生于明清，湮灭于晚清和民国。

　　现存最早关于颍州的志书——明正德《颍州志》（卷之一·山川陂塘附）记载：颍州西湖，“在州西北二里外，湖长十里，广三里。相传古时水深莫测，广袤相齐。胡金之后，黄河冲荡，湮湖之半。然而四时佳境尚在，前代明贤达士往往泛舟游玩于是。”颍州西湖，是古代颍河、清河、白龙沟（已湮没无存）、小汝河（今泉河）四水汇流处。刘奕云先生在《颍州西湖史初探》（《可在轩集》南京大学出版社）中推知：“明正德十年（1515）湖长十里、广三里，面积应为七点五平方公里。北宋时期，黄河没有湮湖之半以前，湖面面积应为十五平方公里。古代湖面‘广袤相齐’时，面积应为三十平方公里。”

　　北宋时“杭颍”并称，诚如苏门文人秦少章（名觏，秦少游之弟）所说：“杭有西湖，而颍亦有西湖，皆为游赏之胜。”典籍记载，全国有36处西湖，以杭州西湖、颍州西湖和惠州西湖最为著名。南宋时“杭颍惠”三处名湖平列。南宋诗人杨万里（1127—1206），曾有“三处西湖一色秋，钱塘颍水更罗浮”（《惠州丰湖亦名西湖》）诗赞，即指杭州（钱塘）、颍州（颍水）、惠州（罗浮）三大西湖。南宋诗人、诗论家刘克庄(1187－1269)，有《丰湖三首》，其一曰：“岷峨一老古来少，杭颍二湖天下无。帝恐先生晚牢落，南迁犹得管丰湖。”诗人对杭州西湖、颍州西湖和惠州西湖（亦名丰湖）等量齐观，归结为上天的眷顾与照抚。

　　颍州西湖的形成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历代统治者在陂塘野湖基础上改造经营而成的园林风景湖，至唐朝时已四海皆知。晚唐著名诗人许浑（约791－约858），在行旅途中路过颍州，受到官府及友人的招待，作有《颍州从事西湖亭燕饯》（《全唐诗》卷五三九）一诗，其诗句“城带夕阳闻鼓角，寺临秋水见楼台。兰堂客散蝉犹噪，桂楫人稀鸟自来。”学术界对许浑此人此诗曾存争议，如李立朴著《许浑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认为“颍州”应为“颍川”，盖指许州（许昌）西湖。但颍州旧志历来认为许浑是来过颍州的，此诗堪称开创赞美颍州西湖先河的一首名诗。争议归于争议，孰是孰非，难以稽考，只好各自表述吧。过去，人们评价许浑作品以登临怀古、山水田园为佳，格调清新、律法圆熟。因为诗中用“水“字甚多，古人称“许浑千首湿”。这话不假，他这首最早描写颍州西湖胜景的诗中，也是既有临水的亭台楼阁，也有载着游人飘荡在水上的画舫，算作一个佐证。许浑此诗也为研究唐代的颍州西湖景致和历史沿革提供了难得的宝贵资料。

　　宋代，颍州西湖的开发经营成为地方官吏施政遗爱的重要内容，使之达到了鼎盛。颍州西湖水域广阔，风景独秀，湖上建筑有亭、榭、楼、阁、堂、台、寺、桥等。这些建筑或建于崇台，或依于水湄，或卧于碧波，疏密有致，蔚为大观。北宋景祐四年至元宝二年（1037－1039），蔡齐以户部侍郎知颍州，奏乞创立“颍州州学”（儒学、文庙、孔庙、学宫）于近西城的西湖南岸，既可以“纾学者之怀抱”，又能“兴其鸢飞鱼跃之心”，各得其所，相映成趣。庆历四年到六年（1044－1046），文学家晏殊以工部尚书知颍州，对西湖有开创奠基之功。“颍州有西湖，浅而狭。晏元献公殊来知颍州，开浚有十顷之阔，既作北渚，又阙（quē通“掘”）西溪名胜。”（元朝官修地理总志《大元一统志》卷三·山川·三零二）。他在西湖北渚建“清涟阁”，植双柳，在湖河交汇处建“清颍亭”。皇祐元年至二年（10491050），文学家欧阳修由扬州改知颍州，在清涟阁前建“双柳亭”，在西湖境内筑飞盖、宜远、望佳“三桥”，创设了“西湖书院”。嘉祐六年至治平元年（1061－1064），天文、药植物学家苏颂知颍州，他在《和梁签判颍州西湖十三题》中写到了涵春圃、射堂、碧澜堂、野翠堂、西湖、飞盖桥、临胜阁、清风亭、撷芳亭、四望亭、去思堂、西溪、女郎台等13个景点。除飞盖桥、撷芳亭、去思堂、西溪、女郎台外，苏颂还写了涵春圃、射堂、碧澜堂、野翠堂、临胜阁、清风亭、四望亭等在其他文人的西湖诗中没有记述过的景点，极大地丰富了颍州西湖的景致。元祐六年至七年（1091－1092），文学家、书画家苏轼以龙图阁学士出知颍州，发明了一种类似帐蓬，既可拆卸组装，又可随处移动的“择胜亭”，成为西湖岸边一道流动的别致观景“建筑”。

　　颍州西湖，为北宋名贤“晏吕欧苏”游宴啸歌之地。尤其是大文学家欧阳修、苏东坡先后任颍州太守，且政绩最多，阜阳因此又有“欧苏旧治”之说。他们留下了诸多赞美颍州西湖的诗作。欧阳修说“汝阴西湖，天下胜绝。”其词作《采桑子十三首》，赞美西湖的旖旎景致，有十首的首句都用了“西湖好”三个字眼。欧阳修说：“都将二十四桥月，换得西湖十倾秋”（《西湖戏作示同游者》）。苏东坡则曰：“二十四桥亦何有，换得十顷玻璃风”；“大千起灭一尘里，未觉杭颍谁雌雄”（《轼在颍州，与赵德麟同治西湖，未成，改扬州。三月十六日，湖成，德麟有诗见怀，次韵》）；“西湖虽小亦西子，萦流作态清而丰”（《再次韵赵德麟新开西湖》）等名句。东坡是将杭州西湖与颍州西湖之美比若西施（古代四大美女之首，有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之美貌）的第一人。他称赞杭州西湖“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其二）。除了杭州西湖之外，就只有颍州西湖被苏轼比作“西子”了。颍州西湖的惊艳之美，在诗人苏东坡的妙笔之下被描绘的淋漓尽致,从而奠定了颍州西湖的地位。或可以这样说，历史上的颍州西湖与杭州西湖，齐名共荣，不分伯仲，二者同为天下西湖相媲美的标准。

　　在金元统治颍州的五百年间，记载西湖景况和修浚情况的文献散佚，仅见有金代党怀英、王渥、杨弘道，元代马祖长等为数不多著名诗人的怀旧之作。诗人杨弘道在《颍州西湖》诗，有名句：“曲岸奁（lián）明镜，微风皱碧罗。谁将比西子，我独忆东坡。”

　　明清时，颍州西湖的命运迎来了一个受到相对重视的时期，一时相当兴盛。如明嘉靖十一年（1532），河南提刑按察使司颍州按察分司（兵备道署）佥事李宗枢，疏浚西湖，安排颍州判官吕景蒙动支原追返西湖地银及三里集新募淫祠（违规滥建的祠庙）木料银两，重修“西湖书院”，前增加露台，后将“欧阳公祠”（主奉欧阳修，配享吕公著）等进行了整合，创建了“四贤祠”。可见，兵备使者李宗枢、颍州判官吕景蒙两人是“四贤祠”的首创者。

　　有文章认为“四贤祠”创建于北宋熙宁（1068－1077）年间，祠内立先后知颍州的晏殊、欧阳修、吕公著、苏轼四公的木主（神位）。此说的创立时间显然不确，因为熙宁年间苏轼曾通判杭州、后知密州，而知颍州则是在近20年后的事情了，即元祐六年（1091）闰八月才知颍州。

　　明嘉靖十五年（1536）后，颍州按察分司兵备道署佥事陈洙、孔天胤、林云同、苏志皋、许天伦等先后对西湖书院及“四贤祠”进行了修缮。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知州李宜春重修“四贤祠”，撰有《重修西湖祠记》及《祭文》。万历三年（1575），颍州知州谢诏，力清湖址，修复西湖书院祠宇等。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欧阳公裔、颍州兵备副使欧阳东风，捐金委托颍州同知蔡敬宗修葺“四贤祠”及围墙，建“关公庙”。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知州黄大贲在四贤祠后筑台重建“西湖亭”，在关帝庙后建“环碧亭与峙玉亭”。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凤阳西府（凤阳府驻节颍州捕盗府）通判郭蒙吉捐建西湖“松乔祠”，州人张鹤鸣撰立《西湖松乔祠碑》。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知州孙崇先在西湖洲岛东堤坝处创建“西湖闸”（石闸）。明天启初年，凤阳知府晏日启，重建“双柳亭”于西湖南岸等。

　　清康熙七年（1668）知州喻三畏，“思复欧、苏两先生遗迹，再浚西湖，广袤若干丈，筑堤以固其防，置闸一蓄其泻，文人计东有记。清康熙三十年（1691），颍州知州马之骅疏浚颍州西湖，重加葺治“四贤祠”，易四公塑像以木主（神位），并重修西湖亭，亲撰《重修颍州西湖亭记》。清雍正十三年（1735）由州升府后，首任知府卢见曾重修“四贤祠”“而以宋佥书赵令畤、明通判吕景蒙二公配享，凡有功于湖者，不敢忘也”。并修建西湖书院，增建学舍21间，新建湖心亭与画舫斋。清雍正十三年(1735)知府卢见曾重修西湖书院，清乾隆五年（1740）颍州知府孙光祀重建西湖书院及文昌宫，撰《重建西湖书院碑记》。清乾隆十三年（1748），知府王敛福更新“四贤堂”，创建澄源堂于其后，凡五楹，为名贤讲坛。清乾隆三十年（1765），安徽布政司晏斯盛重建“双柳亭”，引湖水环绕，立浮桥。道光二十九年（1849），颍上县知县程钰派门人潘桂到扬州拓得《欧阳修石刻像》，敬献于颍州西湖“四贤祠”内，供阜阳士民瞻仰画像，缅怀先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