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孔庙祭祀中的孔子形象，或雕塑其人形，或绘像于墙壁，或用木主神牌。明代初年，祭孔沿袭前朝旧制，各地孔庙（文庙、儒学、学宫）既有供奉孔子塑像的，也有供奉孔子绘像与木主的，后以祭祀孔子塑像为多。

　　明洪武四年（1371），开国儒臣宋濂上疏建议撤去孔庙中的塑像，只设神主牌位。由于设像传统由来已久，朱元璋对宋濂的建议不以为然。但有意思的是，洪武十五年（1382），在重建南京国子监（最高学府和教育管理机构，内设文庙，庙学合一）却采用了宋濂的建议仅设木主（木制神主牌位）不设塑像。但洪武中撤塑像用木主之制只行于南京国子监，并未在全国通行，绝大部分地区的孔庙仍然沿袭以往旧例，使用塑像、绘画和木主听便。

　　明嘉靖九年(1530)，嘉靖皇帝（朱厚熜）在京城孔庙祭拜孔子之后，认为大成殿内的孔子塑像“有形无神”，无法体现一代圣人的神采。继而下诏在全国征集孔子塑像，以拟定合适的孔子形象。

　　接到皇帝的诏谕后，各地官府召集能工巧匠潜心研究如何雕刻孔子的塑像。孔子生前没有留下标准画像，只有后来的文字记载。不到一个月时间，京城就汇集了来自各地选送的1000多尊新雕孔子塑像，这些塑像形态各异，有的模仿古代名画；有的挖掘文献记载，有的凭想象为之，而雕刻出的孔子塑像也是繁乱众多、相貌各异。嘉靖皇令手下大臣先进行第一轮挑选，并将选出的塑像汇总，由皇帝做最后的选择。可是，嘉靖皇帝却没有找到自己十分满意的塑像，觉得这些雕刻出来的孔子塑像与自己心目中，或之前古书记载的孔子相貌差别很大，先贤孔子的真正形象不应该是这样的。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的嘉靖皇帝也为此深感头疼，难以拍板，无奈之下，即与大臣商量解决的办法，认为孔子不是君王，而是人臣，尊称“至圣先师”为宜。随之，诏令全国进行文庙典祀改革，要求各地文庙“去封号埋孔像易以神牌”。即去孔子“文宣王”的称呼，改称“至圣先师”，大成殿改为“先师殿”；木主神牌的文字定为“至胜先师孔子神位”，尺寸为“高二尺三寸七分，阔四寸，厚七分，座高四寸，长七寸，厚三寸四分，朱地金书”。“四配十哲”贤人之木主在尺寸颜色上也做了相应规定。（清乾隆《颍州府志》）

　　从此，文庙大成殿孔子的“形象”被一块木板规定了下来，以避免各地工匠雕琢出不伦不类的孔子塑像。除曲阜孔庙外，全国各地所有文庙一律撤除塑像改为木主。诏令下达后，各地文庙祭祀大多落实了朝廷规定。但也有一些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出现了梗阻，有的竟我行我素基本没有落实，有的地方采取了变通的对策，在规定的孔子木主（神主）之后，拉一层布幔将孔子塑像（或画像）遮挡开来以掩人耳目。

　　颍州文庙，唐代无考。宋代颍州文庙（孔庙、儒学、州学、学宫），由颍州太守蔡齐在宝元元年(1038）创立于西湖之滨。后历经官府多次拓展修缮，规制大备，门墙殿庑，祭祀殿堂，教学校舍，膳食学仓，经典藏书，及相应祭祀教学等管理制度。文庙内有两座核心建筑：大成殿建筑居中五楹，坐北朝南，供奉孔子大型彩色塑像等，学宫建筑为明伦堂，是读书、讲学、弘道和研究之所。旧志评价“颍之有学自此始”，文庙（孔庙、儒学、州学、学宫）成为颍州的最高学府。明洪武九年（1376），颍州文庙因遇黄泛受到水毁，官府遂迁建于南城大东门内通衢处北侧，俱建而新之。原文庙内的孔子塑像一并移来重新饰彩，孔子像端坐在大成殿神坛上，“俨然令人翼翼起敬”，安详地接受着士民学子们的虔诚拜谒。

　　明嘉靖九年（1530），以北京孔庙率先，朝廷下诏令全国孔庙“大成殿”更名为“先师殿”（庙），并撤除庙内孔子圣像（包括画像），换成木主神牌，覆以木龛。一时间撤像易主浪潮席卷全国，颍州也不例外，士民派代表向官府请愿，希望保留颍州文庙内孔子塑像，但皇命难违，谁敢抗命。翌年即嘉靖十年（1531），颍州官府即行尊诏落实，人们小心翼翼地将文庙大成殿内的孔子塑像抬下了神坛，易以制作好的神牌（木主），并覆以木龛，还举行了隆重的送别仪式。随后，送行的队伍吹吹打打、浩浩荡荡地将孔子神像等从南城过北门抬至颍州西湖北岸的一处高坡，颍州旧志记载：“埋于西湖之阳，士民泣下沾襟送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