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阜阳城池建筑，唐代以尚前不可考，但有史料记载唐代即由毗连的“子城”（小城）与“罗城”（大城、郭城）两部分构成重城格局。囿于当时的城邑防御思想、经济财力和陶冶规模，明代以前的颍州南城与北城的城墙墙体皆为夯土版筑，只有城门、雉堞（垛口）、女头墙、角楼等城防设施等局部为砖甃加固。整个城墙的高度约为一丈五尺（约今4.8米），城周为九里四十四步（约今11华里），辟有东、南、西、北四个主城门及相应的敌楼，城门之外有瓮城（月城），开偏门以达正门。子城与罗城连成一体，有水系桥梁和隍池相沟通。城内街巷胡同纵横，商铺酒肆林立，官民建筑鳞次栉比。　

古代的阜阳城池建筑，唐代以尚前不可考，但有史料记载唐代即由毗连的“子城”（小城）与“罗城”（大城、郭城）两部分构成重城格局。囿于当时的城邑防御思想、经济财力和陶冶规模，明代以前的颍州南城与北城的城墙墙体皆为夯土版筑，只有城门、雉堞（垛口）、女头墙、角楼等城防设施等局部为砖甃加固。整个城墙的高度约为一丈五尺（约今4.8米），城周为九里四十四步（约今11华里），辟有东、南、西、北四个主城门及相应的敌楼，城门之外有瓮城（月城），开偏门以达正门。子城与罗城连成一体，有水系桥梁和隍池相沟通。城内街巷胡同纵横，商铺酒肆林立，官民建筑鳞次栉比。　

“狱”字砖

　　从明代洪武初年起，明太祖朱元璋深知江山来之不易，要巩固江山社稷，“非深沟高垒，内储外备，不能为安”，遂旨令全国城垒高筑城墙，深挖濠堑（护城河）。全国各府州县城墙及营建中都开始大规模使用城砖包砌夯土城体。颍州城墙循“元旧基址”用城砖包砌墙体，起始于明洪武九年（1376）颍川卫（颍州卫）指挥佥事李胜将军督修砖甃北城，完善于明正德九年至十一年（1514－1516），河南提刑按察司颍州按察分司（兵备道）佥事孙磐、曾大显接续砖甃南城。他们先后彻底改造了颍州“不堪备御”的夯土之城，成就了颍州北城、南城砖甃恢拓之功，使北城、南城砖垣一体，城墙均高为一丈八尺（约今6米），奠定了此后560余年颍州城周9里44步（约今11华里）的城墙形制和规模。阜阳古城池的南城（罗城）与北城（子城）这一重城形制，一直到民国二十八年（1939）都是一脉相承的，城基、城址和城周也无大的变化。

　　在明代颍州历史上，当地驻军颍州卫（颍川卫）和军政监督机关颍州按察分司（兵备道），曾先后组织大规模的城墙夯土墙体的砖甃（外墙包砖）城防工程，包括兴建或修缮各类官署建筑，其所用城砖和其它类型建筑用砖必有其来处。经过实地考察和文史研究者提供的城砖（建筑砖）实体资料，初步推断颍东区北照寺附近的“七十二连窑”，或是颍州城砖等建筑砖瓦的重要来源地之一。

　　古城墙上有铭文的砖称之为“文字砖”。按照惯例，古代城墙和官方建筑用砖多在烧制时加盖有年月、制式、烧制单位、监督人员等或繁或简等内容的戳记，以示明确责任。明中都、南京、荆州、寿州等诸多古城墙都发现有大量“文字砖”。但长期以来，在阜阳古城墙建筑等却没有发现由本土官窑或民窑烧制的“文字砖”，此事成了人们心中的疑惑，也长期困扰着城池文化研究的深入。

　　“官定砖式”砖等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疑问终于有了答案。近年来，我市文史研究者聂海龙先生，先后在阜阳老北城地域发现了多块“文字砖”，填补了由来已久的空白。

　　一是“狱”字砖。2019年8月，在北关老衙署附近发现，砖上的“狱”字戳痕较清晰，字体较洒脱，砖长29.5厘米、宽14厘米、厚6.7厘米，重约8.95市斤。疑为清时修葺州（县）衙署监狱建筑时所用。

　　二是“官”字砖。2019年10月，发现于阜阳北城建设街毗邻西城墙处的“云亭小区”（建设街48号），在电业部门更换电线杆施工处发现。此砖长35厘米、宽17.5厘米、厚4.5厘米，青砖平面上端有“官”字戳痕。在砖体上铭以“官”字，大概含有两层意思：一是表示官方建筑用砖，二是表示官窑烧制砖，象征“官方认证”。　

　　三是“官定砖式”砖（之一）。砖体稍残，砖长34.2厘米、宽15厘米、厚8.5厘米，重约13市斤。戳记字体相对古朴尚意，印痕较浅。

　　四是“官定砖式”砖（之二）。砖体稍残有断裂，砖长35厘米、宽14.7厘米、厚7.5厘米，重约14市斤。“官定砖式”四字为规范楷书，字迹清晰，凸凹感颇強。

　　这两块“官定砖式”砖，先后在西城墙下三义街居民院内地面上发现。从尺寸、重量和文字铭文上看，应不是属于一个年头和批次。尤其是“官定砖式”砖（之二），虽历经长年累月的踏磨，砖体有些断裂残缺，但“官定砖式”四个楷书字体仍然劲健美观，说明当年的戳痕更是清晰可感。分析认为，这两块“官定砖式”或是明清颍州官府工房在修葺城墙或官方建筑时，给官窑及民窑制定下发的标准尺寸样砖。另外，专门烧制“官定砖式”样砖，说明这次修工程所用城砖的供求量非常大，除官窑还需相当数量的民窑来协助烧制，应是一次大规模的官城池建筑修缮工程。

　　“官”字砖

　　从目前发现的“官”字、“狱”字、“官定砖式”字铭文砖来看，颍州地方城墙及建筑用砖的质量要求，相对低于明初营建凤阳中都城所需城砖的规定。当年营建凤阳明中都是向全国沿江沿淮府州县征调的。为了确保城砖的质量，实行了严格“责任制”和检查验收程序，规定供应方即各地、各卫所单位所提供城砖的质量和数目，要在城砖上留下标记，如注明所属单位，提调官员和工匠的姓名、烧制的时间等，有的城砖铭文甚至多达几十字。

　　聂海龙先生在阜阳北城首次发现的多块城墙建筑文字砖，其文字虽然简约，但意义极其重大，它填补了阜阳没有城墙建筑文字砖的空白，有着重要的文物价值和文史意义。古代颍州官府在多个批次烧制城墙建筑用砖上加盖简约的铭文，既证明了阜阳城墙和官署建筑沿革史上，官方曾对砖模制定了统一的尺寸和陶冶要求，也说明当年颍州城墙及官府建筑等用砖，采取了官窑与民窑相结合的用工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