颍州（今阜阳市）古城池，是阜阳历史文化的根脉所在。而“城郭”制度，则是开启认识颍州古城池形制大门的一把钥匙。

　所谓“城郭”，即是由毗连的“子城”（小城、内城、牙城）与“罗城”（大城、外城、郭城）两部分构成的“重城”格局，“重城”与“城郭”意思相通，是古代城市在外城中又建内城，或在内城外加筑外城（郭）的故称。

　台湾省著名苏学专家李常生先生为撰写《苏轼行踪考》（中华文史丛书，2019年8月初版），多年前曾来阜阳考察东坡行迹及城池建筑遗迹，亦认为：“宋代颍州城郭有子城及罗城，暨（明）正德《颍州志》所记载之南城、北城。北城暨子城”。　

 颍州城池是由南城（罗城）与北城（子城）构成的一整套城郭体系。其城郭形制肇始的历史十分悠久，概括地说，秦汉已成形，唐宋有发展，明清更完善。虽然在抗战初期为疏散需要城墙遭到平毁，但城池的四至仍在。

  今天的东、西、南城墙路是其不变的基址，东、西、南三道外护城河（外隍）、北部的泉河（北护城河、曾作北隍）古战场遗址，以及大观塘、芦池塘等部分内护城河（内隍），东南隅城墙上的垣上敌楼（角楼）建筑“望霍楼”（省级文保）、西北隅城垣上的“刘公祠”（省级文保），位于城市中衢“钟鼓楼”西侧的“城隍庙”（省级文保），关乎城守和护城河蓄泄兼筹的“谢公闸”，大水门道明清数百米城墙遗址（省级文保），以及前些年发掘的北关明代承恩门遗址等等。

  这些都是阜阳只所以曾被誉为“颍川重镇”的宝贵遗存，同时也是挖掘和研究城池文化的重要的实物资料。近年来，有关文史文博专家学者，对古代颍州城池沿革及建筑形制等多有研究成果，对深入研究颍州城池文化颇有启迪。

  阜阳市博物馆副馆长、馆员杨玉彬先生《西汉汝阴侯国与汝阴城》（《阜阳城乡建设志》黄山书社2018年10月第1版）一文，通过1990年3月阜阳老城区（北城）文昌阁建筑工地考古发掘出的“女（汝）阴宫当”等大量砖瓦建筑构件，结合《汉书·地理志》等文献记载及阜城西南郊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夫妇合葬墓存在的史实，揭示了汉高祖六年（前201），刘邦封开国功臣夏候婴于汝阴县为汝阴侯，食邑6900户，筑建汝阴侯宫殿区于今阜阳老城北城（子城），其占地面积应为393.75亩，约占阜阳北城（子城）面积的70％左右。

  官府衙门（都尉治、侯令治）、少量的居民住宅、手工作坊布局、市井交易场地等仅占30％左右。而汝阴的南城（罗城）应规模大于北城许多，主要是百姓聚居生活区、商业贸易区、寺庙群落区等。汝阴侯宫殿区揭示的这段历史，奠定了后世阜阳老城之千年根基。

城池外增设关寨，是阜阳古城池防御体系完备的一个重要特征。阜阳师范大学吴修申教授在《1862年颍州战役几个问题的考证》     （《“淮河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21年10月）中，简述了“颍州战役中，捻军使用挖地道的办法进攻，地道地雷爆破的目标是城外清军的寨墙，而不是颍州的城墙”的观点。结合《阜阳县城厢图》（民国《阜阳县志续编》）标示及记载，可以确认，阜阳城池主要城门（四关）外皆筑有为加强防御而夯土版筑的寨墙及壕沟。吴修申教授还对“颍州围城时间”作了考证：颍州围城战役，从1862年1月18日捻军、太平军和苗沛霖民团武装等把颍州府城合围，直至4月2日撤围而去，颍州城被围攻的时间一共为75天。整个颍州围城战役，以联合部队的解体和失败而宣告结束。

　城墙是一个城市发展的重要历史记忆和文化符号，值得高度重视。2017 年4月9日，阜阳城市文化研究者、市政协委员张卫钧先生撰文《阜阳北关地下发现古城墙砖基，呼吁立即停工，进行考古发掘》，此文发表后受到各方面的广泛关注和重视。

 当年6 月至 8 月间，省市文物部门对阜阳北城古城墙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钻探发掘，时任阜阳市文物局局长、市博物馆馆长刘建生先生执笔，发表了《阜阳市解放北路古城墙 2017 年度考古发掘简况》。这段城墙的发掘研究成果，有助于深化对颍州城、顺昌城、颍州府等相关重大历史问题的探索，有助于弄清北城门“承恩门”的位置、形制、结构和城垣变迁等问题，有助于增强对颍州城池的感性认识，对丰富阜阳城池文化的内容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