颍州旧志的艺文志部分，从《宋元笔记》中撷录了与颍州相关的趣闻轶事。如北宋魏泰《东轩笔录·卷之四》（《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中欧阳修的一些事略。

　　魏泰，字道辅，号溪上丈人，晚号临汉隐居，襄州襄阳（今属湖北）人。他是一位出身世族，颇具个性的士人，但恃才傲物，放荡不羁，做了许多荒唐之事。如喜欢逞强行霸，曾在京城的试院中殴打考官，因此被判终身禁考。后隐居襄阳，博览群书，与名士交游，好谈朝野趣闻。再如喜欢讹托他人之名作书，如借梅尧臣之名作《碧云》，借武人张师正名作《志怪集》、《括异志》、《倦游录》等。但也有以真名撰著的《临汉隐居集》《临汉隐居诗话》《东轩笔录》传于世。尤以晚年所著《东轩笔录》，记录了王安石变法等北宋时期的朝政军国大事，对当时的历史人物、社会风貌也多有描述，对于研究宋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情况，可补《宋史》之阙，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魏泰《东轩笔录》（卷之四）记载：北宋熙宁四年（1071）六月十一日，欧阳修带职以太子少师、观文殿学士致仕，居于颍州西湖岸边私第的“六一堂”，他身着唯衣道服，虽然身患多种疾病，但精神尚好，仍整天忙于整理旧著不辍。一天，欧公曾以翰林学士身份知贡举（主持礼部考试）时的门生蔡承禧，经由颍州，特来拜谒欧公。蔡承禧（1035－1084）字景繁，北宋临川（今属江西）人。北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蔡承禧与父蔡元导同登进士，与苏轼兄弟进士同榜，一时传为佳话。蔡承禧以“决事明敏”见称，颇有政声，刚直不阿，深为神宗赞许，受赐五品服。

　　在饮燕颍州西湖的画舫船上，蔡承禧直言不讳，他有些不解地问欧公：“公历事三朝（宋仁宗、英宗、神宗），德高望重，文章道德，名满天下，历来是朝廷所倚重的高官名相，未及致仕年龄就要求退休了，这不是天下所有人愿意看到的呀！”欧公不无感慨地说：“我与世多有不顺，晚年又不幸为所‘小人’诬蔑，唯有激流勇退，提前退休才能保全自己的名节。我在亳州已六请致仕，知蔡州一年又复请辞职退休，今虽然承蒙皇上恩准，使我如愿以偿，但觉得还是晚了些。”欧公一席话中所不屑的“小人”，盖指欧公曾经颇为看重的另一位门生蒋之奇。

　　蒋之奇（1031－1104），字颖叔，常州宜兴（今属江苏）人。考进士，嘉祐二年（1057）考中“春秋三传”科，官至太常博士。后又考中“贤良方正科”中选。英宗治平二年（1065），朝廷发生了“濮议之争”，即过继给仁宗（赵祯）的嗣子英宗（赵曙），如何称呼他的生父濮王（赵允让），是称“皇考”（对亡父的尊称），还是称“皇伯”（皇帝的伯父）的一场较长时间的争论。以宰相韩琦、曾公亮和参知政事欧阳修、赵概等为代表的中书派，主张仍称“皇考”（对亡父的尊称），而以御史中丞司马光为首的台谏派以“国无二君，家无二尊”为由，认为应称“皇伯”（皇帝的伯父）。争论之初，太常博士蒋之奇是支持中书派的意见，为欧阳修所厚爱，推荐其为殿中侍御史里行。治平四年（1067）二月，英宗逝世，长子神宗（赵顼）继位。蒋之奇看到欧阳修成为众矢之的，自己也因欧阳修的推荐提拔遭到台谏派的鄙视，为了摆脱困境以求自保，于是转调方向向台谏派示好，还迫不及待地向继位不久的宋神宗上书，竭力弹劾尚书左丞欧阳修，诬其“帷薄不修”（指家庭男女欢合淫乱）与长媳吴春燕有染，罪大恶极，要求处死欧阳修。“神宗不听，之奇因拜地不起。”蒋之奇还将奏稿给御史中丞彭思永看，为了帮助蒋之奇并扩大声势，彭思永则出面拱火劾奏欧阳修。神宗鉴于此事重大，出于慎重起见，就把蒋之奇、彭思永的奏章亲自批给枢密院调查处理。

　　欧阳修获悉自己的门生蒋之奇挑头弹劾自己，顿时义愤填膺，二月间接连上书《乞根究蒋之奇弹疏札子》《再乞根究蒋之奇弹疏札子》《又乞罢任根究蒋之奇言事札子》《封进批出蒋之奇文字札子》《再乞辩明蒋之奇言事札子》等6篇奏札。大意是：蒋之奇污蔑我私通儿媳，这是禽兽不为的丑行，天地不容的大恶。我如果做出了这种事情，是犯了大罪，甘愿愿被诛杀；如果没有，就是蒙受了天下最大的冤枉，请求皇上派人把这件事彻查清楚，为我平反昭雪，以正视听。

　　治平四年（1067）三月，神宗下手诏（皇帝亲笔所写的文书）密问天章阁待制孙思恭，孙思恭极力救解欧阳修并为其辨诬，认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欧阳修的亲家吴充（字冲卿），时为知制诰，也在本月上疏为欧阳修辩诬：“乞朝廷力与辨正虚实，明示天下，使门户不致枉受污辱……”。神宗在下手诏抚慰安欧阳修的同时，再次批付中书，下令彻查言事的来由，“岂有致人大恶，便以风闻为托！宜令（彭）思永等不得妄引浮说，具传达人姓名并所闻因依，明据以闻”。皇帝谴责彭思永、蒋之奇，你们不能拿“风闻”当做挡箭牌，随意给欧阳修戴上一个“大罪恶”的帽子，必须交待所风闻的原委和确凿的证据。蒋之奇的上谏本来就是道听途说，于是推说此事是从御史中丞彭思永处听来的，彭思永则百般抵赖，以记不清“风闻”从哪听来的为由，企图蒙混过关。最终，此案在神宗皇帝的直接关注下，终于水落石出，查清欧阳修“帷薄不修”之事纯属子虚乌有的诬告陷害。

　　其实，此事的导火索缘自欧阳修夫人薛氏的堂弟、淄州知州薛宗孺。他在任水部郎中时荐举崔庠充京官，后来崔庠因贪赃枉法被拘捕。薛宗孺坐举官不当被牵连被弹劾候审。他原以为倚仗身为参知政事的堂姐夫帮忙，会很快获得赦免。但欧阳修出于公心和回避，并没有出面为他说话，反而郑重声明，不会因与他是自己的亲威而减轻或免罪，结果薛宗孺被免去了官职。薛宗孺因此怀恨在心，于是便制造散布流言，说欧阳修与长儿媳、吴充女吴氏关系暧昧。谣言传到集贤校理刘谨耳朵里，刘与欧素为仇家，便添油加醋一番，告诉了御史中丞彭思永。彭思永又把这话传给了下属蒋之奇，蒋听信谗言带头弹劾恩师欧阳修，霎时间闹得满城风雨，严重影响了欧阳修的声誉。

　　案件查清后，朝廷于治平四年（1067）三月四日宣布了处分结果：御史中丞、工部侍郎彭恩永降给事中、知黄州，主客员外郎、殿中侍御史里行蒋之奇降太常博士、监道州酒税。五日，张榜朝堂，谴责彭恩永告、蒋之奇的弹劾纯属虚妄捏造。同时告诫君臣，广开言路不是凭空谩欺。直到二十四年后的元祐六年（1091），蒋之奇迁官时还受此案影响。据《宋史·蒋之奇传》记载，蒋之奇“进天章阁待制、知潭州。御史韩川、孙升、谏官朱光庭皆言之奇小人，不足当斯选。”有“特以畔（叛）欧阳修之故，为清议所薄”。意即蒋之奇因背叛并诬告欧阳修案，被当时的士人所轻视，以至留下了难以抹去的人生污点，这应该是蒋之奇于心中感到愧疚一辈子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