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于颍州(今阜阳市)古西湖境上的“会老堂”,是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欧阳修退居颍州后的私宅(西堂),与欧公的卧室兼书房“六一堂”(东堂)相毗邻,均在一个院落内。“会老堂”之名,源于欧阳修致仕后在宅内接待老友赵槩的宴集活动场所。
欧阳修与赵概西湖相会
北宋熙宁四年(1071)六月十七日,欧阳修以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寓居颍州西湖“六一堂”。退休前,欧阳修与同在政府的前副相赵槩相约,退休后要相互访问。赵槩(996-1083),字叔平,谥曰康靖。北宋南京虞城(今河南虞城)人。天圣五年(1072)进士,授开封府推官。嘉祐七年(1062)三月任参知政事。据北宋蔡條《西清诗话》记载:“欧阳永叔与赵叔平同在政府,相得甚欢。
吕公著画像
熙宁五年(1072)四月,赵槩以七十七岁高龄,践约自南都(南京,今河南省商丘市)单车来颍州访问欧阳修。欧阳修为了接待德高望重的老友赵槩到来,遂将自建的私第别院中的西堂(会客室)加以整修,作为接待赵公的场所。这次两老相会,不仅饮酒赋诗,畅叙友谊,还谈论了两共同喜好的古碑帖收藏鉴赏的话题。赵公在颍州盘桓一个多月才回南京,欧公承诺次年去南京回访,此事一时传为佳话。
为纪念这次盛会,欧阳修作《会老堂致语》并七律:“欲知盛集继荀陈,请看当筵主与宾。金马玉堂三学士,清风明月两闲人。红芳已尽莺犹啭,青杏初尝酒正醇。美景难并良会少,乘欢举白莫辞频。”欧阳公“金马玉堂三学士,清风明月两闲人”诗句,因欧阳修、赵槩、吕公著都曾任过翰林学士,而欧阳修、赵槩均已退休而言。时任颍州知州吕公著(字晦叔,谥正献)为尽地主之谊,“特置酒于堂,宴二公。”(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四·高逸)吕公著还把他们的会聚宴饮处题名为:“会老堂”。吕公著(1018-1089),字晦叔,别称吕正献、吕申公、小吕申公、吕司空等,谥正献。寿州(今安徽省寿县)人。
北宋熙宁五年(1072)五月,苏轼已在杭州任通判任上,作《和欧阳少师会老堂次韵》《题永叔会老堂》《和欧阳少师寄赵少师次韵》《寄汝阴少师》等;苏辙在陈州亦作《赵少师自南都访欧阳少师于颍州留西湖久之》,有“公居颍水上,德与颍水清”诗句。他们唱和二公如“德星之聚”,既为一时之盛事,又是永留史册的君子之交范例。
北宋熙宁年间,吕公著在任颍州太守时,曾携吕希哲(1036—1114)等诸子在颍州谒拜欧阳修,“文忠不复辞,受之如受子侄之礼”(孙有亮著《北宋吕氏家庭“一门三相”编年录》黄山书社2020年12月版)。吕希哲知晓父亲吕公著(正献)“宴二公”及题额“会老堂”的来龙去脉,他在《吕氏杂记》(卷下)中对此明确记载:“正献公守颍时,赵康靖公概自宋(指商丘)访欧阳公于颍,与公二人会燕于欧阳公第,因名其堂曰‘会老’”。
吕希哲画像
上述史料讲得很清楚,并阐明了三个问题:一是赵概为践约从开封单骑来颍州访欧阳修;二是州守吕公著为尽地主之谊在欧公私第宴请二公;三是吕公著有感于二老相会或相会二老,因此挥毫为堂榜名“会老堂”。明正德《颍州志》关于“会老堂”、“西湖书院”有“吕申公(即吕公著)守郡,为作会老堂于西湖书院之旁”;“时吕正献(即吕公著)守郡,书院旁又建会老堂”的记载。
吕公著画像
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把“会老堂”视为时任知州吕公著为“二老”相会而建的“官方馆舍”,并已成流行之论。90年代的《阜阳地区志》《阜阳县志》等地方志书也均同此说。而造成这一讹误的主要原因,或是同知刘节在编纂《颍州志》时沿袭了《宋志》《元志》(宋元即纂修有《颍州志》,今佚)的记载,且没有参阅吕希哲《吕氏杂记》(卷上)。事实上,“会老堂”是欧阳公自建的“私宅”,吕公著仅是为其“题额”而已。
约在元代时,颍州官府在西湖境内的汀岛上创建了一座额曰“颍滨星聚”(亦简称聚星堂)的建筑,用以纪念赵康靖公与欧阳公“二公”颍水相聚。“颍滨星聚”之名,取意于欧阳修《会老堂致语》:“遂令颍水之滨,复见德星之聚”之句。清道光《阜阳县志》所附《湖上胜迹图》(卷首·图,第73页),标明额曰“颍滨星聚”的建筑在西湖洲岛望佳桥之北,会老堂之南。
2012年5月9日,阜阳在一工地出土元代至正四年(1344)《大元赠佥书枢密院事李公之妻陇西郡太夫人魏氏墓志铭》,即有太夫人魏氏“薨于颍西湖聚星堂之正寝,享年八十有五”字样。(曹炯《曹炯拓颍州碑刻选》雨梅堂书房2020年9月第1版)明原兵部尚书颍州人张鹤明《西湖松乔祠碑》:“聚星、清涟、双柳、去思、会老诸堂榭馆阁,周匝湖渚间,颍西湖之名遂满天下。”(明张鹤鸣主修万历《颍州志》十九卷·艺文中)清文人计东《颍州重复西湖碑记》:“会老堂、聚星堂、双柳亭皆在湖旁。”(亓龙、王秋生、胡天生《颍州西湖历史与文化的研究》2009年6月第1版)上述墓志碑记所述与旧志图说相互支撑,说明颍州西湖“颍滨星聚”(聚星堂)的存在。
“颍滨星聚”,虽也简称“聚星堂”,但不是北宋皇祐元年(1049)欧阳公守颍创建于衙署内的“聚星堂”(二堂)移建于此。衙署内“聚星堂”侧重“文星”,而在元代始建的西湖“颍滨星聚”(聚星堂)侧重“德星”,二者不可以混为一谈。民国二十七年(1938)时,“二堂三间即宋代聚星堂故址”仍存在于北城专员公署(旧州治、县治)内(见民国《阜阳县志》卷二·建置志)。颍州衙署内的“聚星堂”更不是在今“北城小学”所在地。有些文史作者不甚了解这一情况,在著述时往往把颍州西湖“颍滨星聚”的匾额摘下来,挂在了颍州城内衙署“聚星堂”(二堂)上;或把颍州衙署“聚星堂”旧址搬到今“北城小学”之地,这显然是移花接木、张冠李戴,完全与史实不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