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元祐六年（1091）八月五日，苏轼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知任颍州太守。闰八月二十二日，苏轼到达颍州，开启了为期八个月的治颍之路。

颍州对苏轼而言并不陌生，早在熙宁四年（1071），苏轼在赴任杭州通判途中，假道颍州，与弟弟苏辙一同拜访了恩师欧阳修，在颍州泛舟西湖、诗酒开怀，颍州名酒“风曲”“银条”“香泉”和颍州西湖早给苏轼留下了一段美好的回忆。

在颍州，苏轼传承了欧阳修文学衣钵，为颍州酒文化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苏轼也传承了欧阳修为民办实事的治理风格，在短暂的时间内办了很多好事，赢得了颍州百姓的赞许。

初到颍州，苏轼就接到朝廷命令，要求他在颍州接待陈州太守李承之、府界提刑罗适、都水监所官差及京西北路提刑、转运司的官员们，共同商议有关开挖八丈沟的事宜。

由于当时开封连年遭遇水灾，颍州周边频闹水患，陈州的官员们主张开挖八丈沟，从陈州境内开挖一条354里长的新沟，以泄陈州之水。但苏轼是一个讲求科学的人，随即展开了细致入微的实地调查和测量。他派教练使史昱等人组成勘探小组，从蔡口到淮上，组织沿途各县官吏，仔细测量地形的高下，利用水平尺，一段一段地测量，每二十五步立一竹竿，每根竹竿都用水平器记下高低尺寸，一共立了五千八百一十一根竹竿，折算成今天的计量方式，苏轼所测量的总距离有四百八十四里多。

通过科学的测量，苏轼弄清楚了工程所涉地形高低，认为在淮河涨汛时，八丈沟入淮口的水位高于上游蔡口水位八尺五寸，淮水势必倒灌，证明开挖八丈沟，既解除不了陈州水患，又会使上下游来水汇于颍州溢流。于是苏轼连写三道奏折，据理力争，坚决反对开挖八丈沟，最终劝得朝廷同意，从而避免了一场劳民伤财而又无甚益处的浩大工程。

苏轼非常喜爱颍州西湖的迤逦风光，“我性喜临水，得颍意甚奇”，是他对古颍州西湖真实心情的写照。

有文史专家认为，中国古代有36个西湖之说，名气大的有7个，而最为著名的当数杭州西湖和颍州西湖。千百年来，作为风景名胜，颍州西湖为天下游人所青睐，更为历代文人墨客所钟爱。　　

史料记载，颍州西湖系颍河、清河、白龙河、小汝河交汇而成，兴于先秦，闻名于唐，鼎盛于宋。欧阳修担任颍州太守时曾疏浚和整治过颍州西湖。

苏轼组织民工对颍州西湖进行了全面浚理，造了三座水闸，沟通了焦陂、清河、西湖与泉河、淮河的航道，更重要的是调节了颍州城西南的地表水，洪水可以排泄，小水可以积蓄，保障了沿河两岸60余里农田的用水。

与此同时，苏轼组织人员对西湖进行了美化，广植绿树菱荷，增益亭台阁堂等，使古代颍州西湖以优美自然风光和独特园林建筑闻名于世。“大千起灭一尘里，未觉杭颍谁雌雄。”苏轼在其诗中将颍州西湖与杭州西湖相媲美，大大提高了颍州西湖的声誉。宋代以后，颍州西湖的名气大增。

正是由于欧阳修、苏轼等文人知州的精心治理和倾力打造，颍州西湖才名扬天下、享誉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