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编者按］950年前（熙宁五年）的八月，北宋一代文宗欧阳修在颍州西湖之畔逝世。在此前一年的九月，苏轼与弟苏辙赴颍州谒拜恩公欧阳修，留下了中国文学史上北宋文坛宗主交接的千古佳话。谨以此文纪念欧阳文忠公与苏文忠公。

　　北宋元祐六年（1091）闰八月，文学家、政治家、书画家苏东坡，作为大文豪欧阳修的得意门生，在欧公逝世近二十年之后，追随恩师欧阳修的足迹来守颍州。这次天赐机缘，成就了阜阳“欧苏旧治”的美誉。

　　九月一日，苏东坡撰《祭欧阳文忠公夫人文》（《祭文》），至会老堂祭奠欧公及夫人薛氏。《祭文》披露了熙宁四年（1071）九月，欧苏在风光旖旎的颍州西湖之湄交接文坛盟主之事，是为翔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在颍州的这次会面是短暂的，但其意义却是深远的。享誉宋代的文坛的领袖欧阳修，激流勇退致仕于颍，他深感世事无常、来日不多，乘着这次会面，郑重地将统率和引领文学发展的“接力棒”托付给了苏东坡，顺利地完成了北宋文坛宗主的责任交接。苏东坡也没有辜负恩师的殷切期许，他把北宋文坛的诗文革新事业赓续传承，发扬光大，并推向了新的高度。

　　王水照、崔铭在《欧阳修传·颍水河畔六一居》（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5月第1版）中生动地记述了这一有着历史性意义的文学事件：欧阳修主盟文坛以来，他就有意识地挑选后继者。首先选择的是曾巩，其次是王安石。从个人性格志趣而言，欧阳修与曾巩无疑是最为情投意合，在曾巩身上可以处处看到欧阳修的影子，但曾巩在功名上很不如意，直至三十七岁才考中进士，在士大夫阶层的影响有限。就当时在士大夫中的声誉而言，王安石无疑知名度最高，他“名重天下，士大夫恨不识其面”（宋·朱熹《宋名臣言行录》引司马光语）。但他热望成为杰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其志主要不在文学方面。于是，苏轼以其倾荡磊落和文学全才脱颖而出，受知于欧阳修，并被文坛一致认同。初读苏轼的文章，欧阳修曾惊喜地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与梅圣俞》）并预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着我。”（宋·朱弁《风月堂诗话》引），未来的文坛将属于苏轼。

　　如今，十五年过去，苏轼已成长为新一代的文坛巨匠（时年36岁）。欧阳修深感自己来日无多，决定趁这次难得的相聚将引导和统率文学发展的重任托付给苏轼，以保持文学发展的连续性和后续动力。他以衣钵相授的口吻对苏轼说：“我已经年纪老大，力不从心，今后文坛的发展就寄望于你了。”苏轼郑重地再拜稽首，回答道：“您对学生的期望太高了，虽然如此，学生不敢不勉力为之。”

　　对于苏轼在这场变法与反变法的斗争中能坚持自己的政治观点，不首尾两端，不随波逐流，刚直敢言，独立不回，欧阳修深表赞赏。他说：“我所谓文，必与道俱。见利而迁，则非我徒！”（宋·苏轼《祭欧阳文忠公夫人文》）。苏轼再次避席跪下，拱手而拜，回答道：“老师的教导，学生至死不忘！”

　　在此后的岁月中，苏轼以他全部的人生实践了自己的诺言。政治上，他充满了“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胸襟坦荡，正气凛然，不向任何权势低头，只对自己的思想与行为负责。在文学上，苏轼创作成就辉煌，像欧阳修一样不遗余力地奖掖贤才，提携后进，以其人格魅力赢得了文坛一致的拥戴。在苏轼的领导下，北宋文坛新人辈出，百花齐放，一个新的文学高峰随之出现。

　　以上所述诗文革新与文坛盟主接力传递的史实，“苏门六君子”之一的李廌在《济南先生师友谈记》（中华书局《苏轼资料汇编》上编一）中也作了记载：东坡尝言：“文章之任，亦在名世之士相与主盟，则其道不坠。方今太平之盛，文士辈出，要使一时之文有所宗主。昔欧阳文忠常以是任付与某，故不敢不勉。异时文章盟主责在诸君，亦如文忠之付授某也。”。

　　新中国第一位文学博士、欧苏研究专家莫砺锋在《漫话苏轼》（凤凰出版社，2008年5月第1版）亦记述：东坡对老师的最好报答是总结其学术，传承其事业。元祐六年（1091），也就是在欧阳修去世十九年之后，东坡为恩师的文集作序（即《六一居士集敘》，元祐六年六月十五日叙），他高度评价欧阳修在宋代文学史上的杰出地位，指出欧阳修在学术上的成就是“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又指出欧阳修对宋代士人的人格精神的巨大影响，“自欧阳子出，天下争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谏为忠，长育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东坡还以当仁不让的积极态对待欧阳修托付给他的历史使命，他对门人说：“方今太平之盛，文士辈出，要使一时之文有所宗主。昔欧阳文忠常以是任付与某，故不敢不勉。异时文章盟主，责在诸君，亦如文忠之付授也。”欧、苏之间的薪火相传，既体现在诗文革新的事业上，也体现在为人处世的原则立场上，这是人格精神的传递，是北宋的文化史后浪催前浪地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因。

　　《醉翁的世界——欧阳修评传》的作者、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授、文学与艺术学院院长洪本健先生，在《两宋文坛由宗欧向宗欧与宗苏并重的演变及其意义》（《滁州学院学报》2011年第13卷第3期）一文中，同样也论及了欧苏在颍州进行文坛盟主交接的过程，及北宋文学事业代代相传的事略。

　　欧苏研究专家刘尚荣先生，在《评欧阳修与苏轼的忘年之交》（2008年1月《乐山师范学院学报》第23卷第1期）的文尾，对欧苏相聚颍州的相关活动作了概括总结：“欧阳修与苏轼在熙宁四年（1071）秋的颍州欢聚，不仅仅是宴赋诗传佳话，在诗人接物举贤能的教诲中，在诗歌创作美学理论的的探讨中，在求医问药治病救人的闲话中，在忘年之交无拘无束的欢乐笑语中，欧阳修自然而然地把诗文革新的接力棒传给了苏轼，同时也传给了他许多宝贵的人生体验，这些都成为苏轼日后昂首阔步于诗坛、奋力挣扎于仕途的精神财富，既给苏轼留下的美好记忆，也给今人以启迪。”

　　诸位欧苏研究专家学者的上述考述，对于提高颍州（今阜阳市）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无疑是非常重要的，阜阳也应加大对这一亮点的发掘研究和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