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长久以来，阜阳坊间有不少史志谬误在流传，如“颍州城隍庙是全国唯一受到赐封的城隍庙”、“明万历二年颍州知州赵世相扩建南城并建奎星楼”、“颍州北城四门是承恩门、通汴门、达淮门、镇颍门”等等。诸如此类讹误，一直未能得到有效纠正，致使以讹传讹，三人成虎，混淆了视听，贻误了后学，影响了阜阳历史文化的正确传承和弘扬。为此笔者特设“史误勘正”栏目，以拨乱反正、正本清源。

　　近翻《阜阳邮电志》（黄山书社2008年12月版），偶见该志在“序言”及“概述”中讲到阜阳古代邮驿的起源问题：“秦始皇时设汝阴县，建有驿站，邮驿传递初具规模。据考证，早在汉前，颍州便有驿道贯通。如在颍上江口镇出土的官印“中邮吏印”，据考证为中部督邮的印信（现藏阜阳博物馆），说明汉代阜阳邮驿便已很发达。”该志插页还印有“中邮吏印”的印蜕“图片”及相关说明。

　　可是，《阜阳邮电志》的编纂者，在对“督邮”的理解和表述上犯了望文生义、牵强附会的毛病，错误地引用了历史文物成果。因为，古代的“督邮”并不管理邮驿事务，而是专司监察的官员，与邮驿并无关联。颍上出土的这枚“中邮吏印”，与阜阳邮驿的起源也扯不上半点关系。

　　《阜阳地区志》（方志出版社1996年11月版，第三十九章·文物名胜，第1012页）明确记载：“中邮吏印”，汉代官印。铜质，方形，瓦钮，边长2.1厘米，通高1.3厘米。印面阴刻篆书“中邮吏印”。汉制，督邮为郡一级的重要属吏，代表太守督察县乡，宣达教令，兼司狱讼捕亡之事。“中邮吏印”，是郡守之下中部督邮的印信。1973年8月，颍上县江口区汤圩古城征集。现藏阜阳地区博物馆。（今阜阳市博物馆）

　　同时期编纂的《颍上县志》（黄山书社1995年7月第1版，第二十四章文化，第377页）也有详细记载：“中邮吏印，1973年8月1日于江口区汤圩村（古慎城址）征集。印体方形、桥纽，边长2.1厘米，通高2.4厘米。中邮吏印4字为阴刻小篆白文，字体纤细清晰，经古玺专家鉴定为汉代官印，属一级文物，此印应为某郡中部督邮的属吏之印。为研究汉代郡级监察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此印现藏阜阳地区博物馆。”

　　“中邮吏印”为铜质，重28克。用铜铸印，习称“铜印”，也称“金印”。铜印源于东周，盛于西汉，后历朝历代皆用铜印。官用的铜制印章，代表一定的官阶。

　　史料记载，督邮，乃“督邮掾”“督邮书掾”、“督邮曹掾”的简称，是西汉中后期各郡太守的重要属吏，代表太守督察县乡，宣达政令兼司法等。每郡分若干部，每部设一督邮。颍上发现的“中邮吏印”，应是郡守之下中部督邮的印信。《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商务印书馆2005年7月第4版）对“邮”字作了解释：“邮”通“尤”。是指罪过、过错。研究认为，各类文献中并无督邮管理邮驿事务的明文记载。由此可知，督邮是古代监察体系中设置在郡级的监察官员，他们专司监督职责，对违法犯罪的官吏进行纠举查处。

　　北宋大文学家、书画家苏轼，从小就读过陶渊明的诗和《范滂传》，对东晋诗人陶渊明（浔阳柴桑人，今江西九江）、东汉名士范滂（汉汝南细阳人，今属太和县)崇敬有加。元祐六年（1091）闰八月，苏轼来颍州任太守，他在《颍州谢到任表二首》中盛赞颍州“宾主俱贤，盖宗资、范孟博（范滂，字孟博）之旧治；文献相续，有晏殊、欧阳修之遗风”。

　　在陶渊明、范滂两位历史名人的传记中，都出现了职掌监察的“督邮”官员的身影。一是东晋时期大诗人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故事中那位耀武扬威的“督邮”。《晋书·陶潜传》记载,陶渊明在彭泽县令任上，适逢年终，“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意即，年底时郡督邮来县巡察，县吏白应告诉他，应该穿戴得整整齐齐地去恭迎督邮。陶渊明气愤地说：“我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当日即解下官印绶带离职而去，并赋《归去来兮辞》，以明心志。陶渊明毅然辞官的原因，虽不能全算在督邮身上，但督邮的到来无疑是一根导火索，使陶渊明加快了解印辞官，奔向田园，隐逸山野的脚步。苏轼在颍州有“渊明求县令，本缘食不足。束带向督邮，小屈未为辱。翻然赋归去，岂不念穷独。重以五斗米，折腰营口腹”（《欧阳叔弼见访，诵陶渊明事，叹其绝识。叔弼既去，感慨不已，而赋此诗》）的诗句，也讲到了这件事情和那位“督邮”。

　　二是东汉汝南细阳人（今属太和县)范滂，曾任清诏使（承皇帝诏旨至各地查办案件）、光禄勋主事等职。他是一位正直高节，怀有揽辔澄清天下之志的名贤。东汉建宁二年（169），14岁的汉灵帝轻信了宦官曹书的谗言，下令逮捕任范滂。汝南郡督邮吴导奉命捉拿范滂，到了驿舍里，督邮吴导闭门抱着诏书伏在床上痛哭。消息传到范滂那里，范滂说：“我知道督邮一定是为了不愿意抓我而哭。”即亲自跑到县衙投案，县令郭揖也是正直人，他看见范滂忙说：“天下这么大，哪里不能去，你到这里干什么？”郭揖欲交出官印，随范滂一同出逃。范滂非常感激：“不用了，我死了，朝廷也许能把抓党人的事停下来，我怎能连累你。”郭揖没有办法，只好把范滂收监，后随督邮吴导入京都。最终遭奸佞谋害于狱中，就义时年仅33岁。

　　从上述的历史人物事例来看，两位“督邮”给人以不同的角色：一个是倚官仗势、颐指气使的反面典型；另一位则是秉持正义、同情范滂的正面形象。这也说明古代的“督邮”确与邮驿事务无涉。

　　“中邮吏印”是古代监察史和监督文化的珍贵遗物。据说，新建于城南新区双清湾公园之畔的阜阳市图书馆，其外观总体看来像一枚“官印”，它的造型元素或是取自颍上出士的汉代官印——“中邮吏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