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阜阳城乡建设志》（黄山书社，2018年10月版）记载：有志记女郎台位于古颍州西湖东北2华里许，今考其址位于阜阳古城西北1华里处，古称“陶丘”。传为东周时胡子国君为嫁女所建，旧志引乐史《太平寰宇记》云：“女郎台，在县西北一里。古老云，昔胡子之女，嫁鲁昭侯为夫人，筑台以宾之，故俗谓之女郎台”，所记即此事。北魏时郦道元《水经注》载：“汝阴郡治城外东北隅，有旧台，翼城若丘，俗谓之女郎台，虽经颓毁，犹自广崇，上有一井。疑故陶丘乡，未详”。欧阳修诗“何处偏宜望，清涟对女郎”（《三桥诗·右宜远》）之句，即指此台。

“女郎台”是古颍州西湖北岸最早的人文景观，与南岸的“清涟阁”遥遥相望。女郎台上有井有寺，也是俯瞰西湖景致的制高点。北宋颍州知州苏颂曰：“一郡人夸最高处，年年长作会春期。”乾隆间颍州知府王敛福云：“销魂故垒迷胡子，极目高台忆女郎。”都是讲“女郎台”之高矗。

　　宋代“女郎台”是颍州西湖上人气很旺的一处景点，文人墨客赋诗咏者颇多。如北宋文学家、曾任颍州文学参军穆修，最早以“女郎台”为题作诗，有《登女郎台》（二首），其“台前流水眼波明，台上闲云鬓叶轻”的诗句，形象地描述了女郎台的明媚之态。北宋文学家梅圣俞作《陪淮南转运魏兵部游颍州女郎台寺》诗，有“筑馆自临水，故台空此基。……楼上望湖上，烟林莈晚蔽亏”等句。北宋学者刘敞有《女郎台》《晦日自荐福院泛舟上女郎台》，诗中有“城郭临湖尽，楼台此地偏。动摇浮积水，高绝近诸天”句。北宋史学家、文学家刘攽有《晦日荐福泛舟女郎台下又泛东湖》诗。北宋文学家、科学家苏颂知颍州作《女郎台》云：“荒台孤映拂晴霓，曾是广土诸侯筑馆基。一郡人夸最高处，年年长作会春期”。北宋文学家祖无择在颍州作《留题女郎台》，有“女郎台上寺，寺影蘸湖光”诗句。北宋文字学家、文学家陆佃有诗句：“十顷湖光辟尽尘，女郎台榭占沙滨”（《宴西湖用前韵呈诸公》）。北宋文学家黄庭坚有诗句：“安得雍容一樽酒，女郎台下水如天。”（《郭明甫作西斋于颍尾，请予赋诗二首》）颍州教授陈师道作《连日大雪，以疾作不出，闻苏公与德麟同登女郎台》（《雪中》），有“遥知更上湖边寺，一笑潜回万宝春”诗句。颍州签判赵令畤《次韵陈履常雪中》（陈师道，字履常），并在《侯鲭录》中作了记载：“遂草放积欠赈济，奏檄，上台寺。教授陈履常闻之，有诗”，此事是指元祐六年（1091）苏轼守颍与签判赵德麟计议赈济，散赐柴米之事后，同登西湖女郎台观察雪情。文学家毕仲游有：“最好西湖今夜月，不知谁在女郎台。”（《寄颍州欧阳仲纯兄弟》）

要之，在上述大量涉及“女郎台”的诗文中，却无一语提及“台头寺”一词。文学家梅圣俞诗题中称之为“女郎台寺”；诗人祖无择称之为“女郎台上寺”；颍州教授陈师道称之“湖边寺”；颍州签判赵德麟称之为“台寺”。

　　再之，北宋熙宁五年（1071）初夏，欧阳修退居颍州作《初夏西湖》：“积雨新晴涨碧溪，偶寻行处独依依。绿阴黄鸟春归后，红花青苔人迹稀。萍匝汀洲鱼自跃，日长栏槛燕交飞。林僧不用相迎送，吾欲台头坐钓矶。”其诗结尾处有“林僧不用相迎送，吾欲台头坐钓矶”句，对此曾任阜阳地委宣传部部长的施培毅先生，在《欧阳修诗选》（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第1版）中，对“台头”与“钓矶”这样注释：“台头：岸边较高的平地。矶：突出水面的大石。颍州为平原，无大石，因此想以台头为钓矶。”可见，这个“台头”一词，同样不是指“台头寺”。

由此结论，历史上的颍州西湖境内或“女郎台”上虽然有“寺”，但诗作中确实找不出被坊间称作“台头寺”的寺。如果颍州西湖上真的有“台头寺”一说，那么如此之多的名人诗作不会无一言提及。

　　而历史延续至明清两朝，“女郎台”更加荒废不堪，除了清乾隆十四年（1749）颍州知府王敛福《江宁寄治湖闸诸同事》诗里有“销魂故垒迷胡子，极目高台忆女郎”之句，就再也难觅“女郎台”一词了。90年代，在与古西湖同一水系的西三十里河复建颍州新西湖，在湖边筑“女郎台”，亦未提及“台头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