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时代，在进入颍河的下游处，曾有一片洼地，水面变宽，并在南岸集聚成稳定的水面。淮河两岸对这类地貌，以“陂”“塘”称名。颍州以西的汝水东岸有“新陂”。但对于颍州城西的这片水面，唐代起破例称之“西湖”。

“西湖”名起于唐，标志着颍州在中国南北交通版图上的地位开始显赫。隋唐时期，京都与江淮的交通和漕运，托起了汝阴这个古老的地方。从长安出颍入淮，或由淮入颍，成为重要的南北要道。处在淮河北岸、颍水下游的颍州，成为了京都与江南过往人士的必经之地。可以说，有唐一代，颍州在水路交通和漕运两方面，都有着独特而重要的位置。

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颍水”中记载：当年“汝阴城外东北隅，有旧台翼城若丘，俗谓之‘女郎台’。”它实际位置，是颍州西湖北岸。春秋时期这里是胡子国。据传，胡子国君把两个女儿嫁给鲁襄公，便在此筑高台，以解思女之愁。在唐代时任润州司马的许浑，进京谋职路过颍州，作了一首《颍州从事西湖亭宴饯》的诗。他吟出“西湖请宴不知回，一曲离歌酒一杯”的感叹，也描绘出“城带夕阳闻鼓角，寺临秋水见楼台”的画卷。由此可推断出距湖仅十几里的颍州城，已开始出现繁华景象。

时至北宋，颍州因颍、涡两水连接开封，成为接近京畿之地，朝廷重臣几度出任颍州。北宋庆历四年（1044年）九月，官居宰相位的晏殊，在为其生母起草墓志时得罪皇上，被罢相以工部尚书知颍州。晏殊在颍州西湖北渚以北筑屋，因临西溪，名“清涟阁”。晏殊去后，颍州人更名为“去思堂”。他的词工于造语，温润秀洁，神清气远，淡雅明丽，被人誉为“导宋词之先路，开宋词之序幕”。知颍期间，政绩斐然，虽然因病不久即离任，但公余之时，游西湖，宴嘉宾，填词阙，曾作有《喜迁莺》等名篇佳作，首开了颍州文风昌盛的局面。

北宋庆历五年（1045年)，随着朝廷的“庆历新政”失败，欧阳修被削龙图阁直学士等官职而贬知滁州。这年深秋，欧阳修赴滁州上任经过颍州。在颍州西湖的游船上，一位聪明伶俐的歌妓，演唱出欧阳修的词作。欧公即席赋诗，歌妓即席吟唱，令欧公惊叹不已，并许下要来此为官的愿望。庆历八年（1048年），欧阳修从滁州改知扬州后，因思颍情结，上奏朝廷改知颍州。历经二十余年的宦海沉浮，欧阳修归颍情结依旧。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朝廷批准他致仕，终于如愿回到颍州定居。

这年六月，时任杭州通判的苏轼，得知恩师欧公致仕，与其弟苏辙一齐到颍州看望欧公。临别西湖时，作《颍州初别子由二首》诗，“征帆挂西风，别泪滴清颍”，以表恋恋不舍之情。两代文宗相差30岁，欢聚在西湖，叙师生情谊。宴会持续至深夜。北宋三位文学大家在颍州西湖团聚，文酒相欢，诗词唱和，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一段历史佳话。

曾咏过“轻舟短棹西湖好”“群芳过后西湖好”，视“西湖烟水如我家”的欧公，晚年仍勤于笔耕，将自己的诗歌创作理论整理成《六一诗话》，又与儿子们编纂《居士集》50卷，为后人留下宝贵的文化遗产。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病逝于西湖之畔的私宅中。

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八月，苏轼从杭州移知颍州。到任不久，即写诗“我性喜临水，得颍意甚奇”。他走访民众，派出懂水利的官员去考察，阻止了开挖八丈沟这项劳民伤财的工程，罢黄河夫万余人，并疏浚西湖。在任半年，赈饥救灾，兴修水利。他把江南的杭州西湖与淮北颍州西湖作比，写诗盛赞“大千起灭一尘里，未觉杭颍谁雌雄”。

这几位文豪笔下的淮颍诗篇，依稀可见当年颍州文风昌盛之景，颍州西湖也成了颍州文风发展历史的有力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