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阜阳坊间流传“明万历二年(1574)，知州赵世相扩建南城，建角楼奎星楼(望霍楼)”，其实这是一个天大的史误。新近出版的《阜阳城乡建设志》（黄山书社，2018年10月第一版）吸纳文史专家的研究成果和建议，勘正了这个史误。

阜阳市文物局竖立在明代建筑望霍楼（奎星楼）下的介绍牌也将“万历二年知州赵世相建奎星楼(望霍楼)”，更正为“明正德年间颍州按察分司（兵备道）佥事孙磐、曾大显砖甃南城时建望霍楼”。砖甃（zhòu），即用砖垒砌。

那么，颍州南城何时定型并进行了青砖包砌呢？南城创建和存在很早，宋代时业已定型，城体为夯土版筑的土城，城门城垛为砖砌。宋皇祐元年（1049），大文学家欧阳修任颍州太守时就住在南城。元代时，颍州州治衙门一度曾在南城，旧衙址遗有元《颍州兴造碑》。

颍州属于军事要冲，历为兵家必争之地。明正德年间，为了加强城防备御，河南提刑按察使司派驻颍州按察分司（兵备道），策划并启动了南城砖甃工程，加大了南半城建设。

按察分司兵备道，是省提刑按察司派驻地方的军政监察机构。筑城浚隍，既是一项重大的军事防御工程，也是颍州按察分司兵备道署的分内之事。据明嘉靖《颍州志》记载：明正德七年（1512），山东掖县（今山东莱州市）人孙磐调任颍州按察分司兵备佥事，他念颍州南城土城不堪备御，遂筹划周循土城旧址将南城的夯土城墙进行内外壁包砖，并安排州署工房制定营造方案，采购烧采了砖石建材，在砖甃城墙工程进展正兴时，孙磐因“会触权要”而受牵连离职。颍州士民对他的离任恋恋不舍，深感惋惜。

明正德九年（1514），湖北麻城人曾大显继任颍州按察分司兵备佥事。他继承了前任佥事孙磐的营造之基和筑城之功，重加缮治，一年后南城城工告竣，即“会以丁优去”（辞职回家为父或母守孝）。

砖甃后的颍州南城城墙，墙高一丈八尺（约今6米），城周五里四十四步（约今6.5华里），护城濠宽约20米；东南和西南角分别建有角楼建筑“望霍楼”、“克敌楼”。使颍州南城城池的御功能得到显著增强。

明正德年间颍州按察分司（兵备道）佥事孙磐、曾大显砖甃南城，是继明洪武九年（1376）颍川卫指挥佥事李胜砖砌北城之后，古颍州城建史上又一件具有里程牌意义的大事，其厥功甚伟。它奠定了此后500多年南城、北城砖垣一体，城周方圆总计九里四十四步（约今11华里），城高均为一丈八尺（约今6米），门楼角楼齐备、军事防御体系完备的城墙形制和规模。直至民国28年（1939），为防止城墙被日军占领后成为据点，国民政府号召拆城墙，此时颍州古城墙形制规模并无大的变化。明万历初年知州赵世相如何拓建南城呢！

随着历史的绵延和南城建设的进一步完善，颍州按察分司（兵备道署）、巡按御史行台、凤阳西府（派驻治安机构）、官府的“广积仓”、试院、颍州府等重要署衙机构先后筑建或迁移至南城，南城的政治文化氛围也渐成气候。在“宜阳门”（大东门）内近千米的东门大街，自东向西依次排列着按察分司（兵备道署）、巡按御史行台、文庙、广积仓和凤阳西府（捕盗府）等建筑群。

清雍正十三年（1735）颍州始升为府；乾隆十三年（1748）知府王敛福请奏将试院（兵备道署旧址）改建为颍州府署。当时，东西大街上还林立着“激扬坊”、“振肃百僚坊”、“大谏垣坊”等，与东大街呈十字交叉的南大街立有“四世一品坊”、“绣衣坊”、“豸绣坊”、“都谏承恩坊”等高大的过街牌坊交相辉映，布满街区要道，呈现着蔚盛的人文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