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恩门”是颍州古城的北大门。明旧志记载：“北曰承恩，其月城则二门焉。东曰达淮，西曰通汴，咸有楼。”“北临颍水（今泉河），就河为隍池（护城河）。”楼额曰“高玄宝阁”，祀玄帝（真武大帝）。

　　颍州城的北门“承恩门”匾额有两层涵义：其一，从传统意义上讲，城门面向京师天子之居，有“承接天恩”、“遥承皇帝之恩”的意思。大凡首都以南的城市，北门多命名“承恩”，首都以北的城市，南门多命名“承恩”。明朝历史上除凤阳中都城外，主要有两个都城。1368年正月，明太祖朱元璋在金陵应天府登基，定都“南京”（今南京），改称国号大明，年号洪武。明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正月，明成祖朱棣将首都从南京迁往北平顺天府，史称“永乐迁都”。迁都北平，这是中国历史上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它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造成的影响一直延续到现代。迁都北平，有利于控制全国的政局，同时有利于抗击北方蒙古人的南侵，也有利于经营东北地区。颍州古城的北门面向京师（北京），命名“承恩”符合上述规律。其二，从朱元璋与颍州的关系讲，他年轻时流落颍州多获帮助，对这里怀有感情。明洪武元年（1368），皇太祖朱元璋经水路从南京“幸汴过颍”（经颍州去汴京开封）驻跸颍州，曾在北关码头上岸，从北城门出入，所见颍州战后破败的景象，为安抚士民，体现恩泽，留下了随行的将军李胜以颍州卫（颍川卫）指挥佥事“筑城立卫”，保卫颍州，“招辑流亡”，民得以复归田里。因此颍州“承恩门”亦含有“蒙受恩泽”“皇恩浩荡”之意。

　　1938年日本军机轰炸阜阳后遗留的北城承恩门楼（承恩门中偏右，左为英国人创办的福音堂，右为“县仓”）

　　北城城门“承恩门”外的瓮城，辟有西门“通汴”和东门“达淮”两个偏门，并均有城楼。“通汴”门向西，意即从颍州沿颍河溯流而上可至“汴京”（今河南开封）；“达淮”门向东，顺着颍河从颍上颍口可入淮河。瓮城之东西门，并非坊间所传北城之东门、西门。明万历间知州林杞在《重建北城楼碑记》中描述，站在城楼上鸟瞰：“一水环带，舳舻（zhú lú 泛指船只）鳞集，商贾辐辏（fú còu形容人或物聚集像车辐集中于车毂一样），称大观焉”。

神羊绘制的“承恩门”与瓮城之门、城北隍（北护城河）与泉河之关系示意图

　　“承恩门”（北门）最早“北临颍水（今泉河），就河为隍池（护城河）。” 明崇祯八年（1635）正月十二日，闯王高迎祥农民军（经我市历史学家李兴武先生考证，此时闯将李自成未曾来颍州）所部攻陷了颍州，使颍州大量古建筑殘遭焚毁，生灵涂炭，损失惨重。经颍州人、时任监察御史田用坤奏请朝廷批准，将颍寿兵备道从驻扎寿州再次复驻颍州。兵备道佥事谢肇玄（元），为增加城守防御，带头捐俸筑城浚池，一改北门以颍水为隍的旧例，汲取高迎祥农民军所部由北门破城的惨训，创浚北关护城河（城北隍），并置北门浮桥，拆除了城墙外四周的所有楼房，重建了西北两关门楼。

　　至于阜阳旧志史料中常讲到的“东北关”，其实是一座“土寨”，有东寨门、南寨门两个寨门。在顺河街东，有斜东西走向的桅杆街，通东寨门；沿南护城河，有南北走向的寅安街、金银街、新街，通南寨门。这一地域的“土寨”外开掘有“壕沟”，为有别于明崇祯八年记（1635）兵备道佥事谢肇玄（元）所开“城北隍”（北护城河），而称之“新壕”。清康熙《颍州志》（卷三·建置，第30页）明确记载：“新壕，城外东北隅地形高峻，城守为难，州人李文煌、文煇首倡开壕，所费不赀，力为身任。从西北迤东，一带向东流环绕，遂有阻可凭，永远赖之”。“新壕”与城北隍（护城河）相连通，从而形成“东流环绕”的一道屏障。

　　李文煌，清顺治四年（1647）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改吏科给事；顺治十六年（1659）由湖广下荆南道副使升山西布政使司参政，分守冀宁道。著有《城守要略》等。

　　我市老一辈地方文史专家周世忠先生在《火烧东北关记实》（《阜阳史话》第八辑）中这样描述北关“新壕”：“东、南寨门外有一条宽四丈，深三丈的寨沟，沟内长满了芦苇、杂草，寨沟外面为一片开阔地”。这些记载都说明阜阳城门之外还设置有一道“土寨”，并以寨门、寨沟（新壕）为屏障的关厢城。

　　由此可知，创建“城北隍”（北护城河）之功勋，确为明代兵备佥事谢肇玄（元），而不是清代邑人李文煌、文煇。而人们往往将“城北隍”与“新壕”混为一谈。民国三十五年《阜阳县志》城厢图中的 “城北隍”（北护城河）及“新壕”遗迹仍依稀可辨。

　　1938年5月22日，日本军机9架轰炸了阜阳城区。第七行政公署（阜阳）督查专员郭造勋，请来阜阳采访的美国新闻记者罗伯特•卡帕帕应，站在阜阳城区的最高处鼓楼，拍摄了被日军轰炸后的阜阳北关惨况。郭造勋专员在这张照片背面以蝇头小楷写下了“阜阳南北大街火灾之写真”的文字。从图片上看，被轰炸后北关，残垣断壁，瓦砾遍地。远处英国传教士文光斗创建的福音堂，因楼顶铺展有英国“米字旗”标志（事先接到通知），北门承恩门城楼（作为轰炸的参照物），均未遭轰炸而完好无损，影像也较为清晰。尤其是北城“承恩门”门楼，重檐斗拱，飞檐翘角，巍峨耸立，可谓难得一见，成为阜阳古城门门楼最后的影像，也研究阜阳古城池的珍贵史料。翌年5月即在全国通令拆城墙行动中平毁。

　第七行政公署（阜阳）督查专员郭造勋全家合影

　　我市收藏家、曾任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张振标先生，在《颍州古城旧事》（《阜阳文史》（2010年第八辑）中记述：早年文管所的同志，在北门大街一居民院里曾发现“承恩门”石额，由于没能及时抢救，后不知流落何处，甚为惋惜。

  　2017年6月，安徽省考古所工作队配合泉河解放路大桥建设，对北关疑似古城墙遗址第一次进行成规模的抢救性科学发掘。先后开辟探方8个，总共发掘面积达300多平方米。其中，揭露出一段近20米的城墙，这段埋在地下的城墙，可能是阜阳古城北门“承恩门”遗址的一部分。发掘出的城墙、道路、房址、瓦当等建筑构件，青花瓷片和钱币等遗物，均为十分难得的阜阳古城文化记忆，初步揭开了北城墙和城门神秘面纱的一角。我市历史学家、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李兴武认为：这段北城墙遗址东侧就是承恩门遗址，对研究阜阳的历史沿革、城池变迁、军事守备、交通区位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难得的实物资料，具有历史价值、史料价值与艺术价值。同时为还原古城昔日繁荣景象，还原历史原貌，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